第二辑
极为热心。张学津现在是名角了,可他小时候有个毛病,一上台准闹嗓子。每次演出前令文就领着他上医院,看完病再送他回家,还得嘱咐他怎样保护嗓子,如何吃药。我弟弟是这学校的学生,唱戏不出名可是调皮出名。北京戏校建在松柏庵里,周围是一片坟地。当时正在搞建设,挖出来的空棺材就扔在学校门口,这孩子早上起来练完功竟钻到棺材里头去玩,同学们一出门看见棺材里钻出个头。吓得要死,令文除去教训他还得早早起来巡视,以免再惹事!
但比起十年“*****”,吃这点苦,受这些累就算不上什么了。您想想,凭他这国民党员,“反动警官学校学生”,再加上反动权威荀慧生的狗崽子的身份,日子好过的了吗?挨斗归挨斗,受批归受批,早上我们在陶然亭遛早,他还那一副笑哈哈、大咧咧的样子。专说逗乐话,叫大家开心。好像满没那么回事,而且照样写入党申请书。只是因为“砸烂党委闹革命”,没地方交了。
十年浩劫过去,大家松了口气,他的日子便更难过了。造了十年反,学生们除去会唱几句样板戏,没一点真本事,耽误了一代人。剧团恢复演出,想找个合格的琴师都困难。学校得加紧培养音乐科的人才,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令文和王国臣两人。全校音乐科就有4位教师,教文场的只有一位。怎么个加紧法呢?只有请临时教师,这办法学校同意了,但为了“防止教师借机发财,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”,规定每堂课只准发一元钱教课费!您说,学校远在小月河旁,北京城的西北角外。老先生们为这一元钱跑来跑去够买鞋的吗?
荀令文居然不讲价钱,把差事揽下来了!而且完成的超出想像的好,竟然请的都是名师,连张派大名家何顺信也请来上课了!
没人打听荀令文是怎么把这些人请来的。人们至多说句俏皮话:“他有本事!”哪知他背后既要搭钱,还要卖脸,从来不提他爸爸的惯例也被迫打破了,到处磕头作揖,要请哪位上课,令文先自己掏钱请客。在饭桌上敬礼求情,对方是老一辈,就说:“看在我爹的份儿上,您总得赏我个面子,大叔,这是为祖师爷传道的善事,您能叫我做蜡吗?”碰到平辈晚辈的,则说:“你们也是这么学出来的,不能叫这一行从咱这辈断了呀,帮孩子们一把,去上一课……”
名师出高徒,没多久这学校音乐科就出了名,毕业时许多剧团抢着要人,点着名要毕业生。学校立功,剧团欢喜。却没人提过一声荀令文名字。更没人打听为培养学生他跑坏几双鞋?说过多少好话?垫了多少钱?这些事他从来不对人说,人们只看见他家的东西是越卖越少,穿着也越来越破。荀慧先生在世时,怕孙子跟着令文慧挨饿。有一度每月还补助他20元钱伙食费,后来连这点补助也没有了,令文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。他不叫一声苦,没叫一次屈。仍然说说笑笑,东跑西颠。好像其乐无穷。还是照样写入党申请书。高兴的是这回有地方可交了。
令文也有不高兴,没笑脸的时候。那是他想起自己做错过事情,对自己严厉自责之时。当年在陶然亭遛早,常在一起的还有沈玉斌先生。沈先生当了20多年右派,很为人们所同情。有次谈起往事来,令文当着众朋友面,难过地说:“诸位,反右派时我是犯了罪过。我也给沈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,这件事我想起来就难过……”沈先生拉着他手说:“令文,你别这么说,没有你那张大字报我也照样得到右派,这跟你没关系,你那时也危险着呢,形势所迫,你不写行吗?”令文却说:“您越这么原谅我越觉着自己不是东西。”后来,沈先生的著作《京剧群典》出版碰上困难,朋友们叫我帮忙想办法。令文就找我说:“友梅,我的力量有限,可沈先生出书的事你别把我扔在外头,不论多少,我得尽一份力!”结果他出的力比我们都大。
荀令文人老了,可又获得了新生命。退休之后,身成残疾,别的干不成他就录音写信,把录音或信寄给海外的同学、朋友,向他们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成就,动员他们回来参观、探亲和参加建设,并且就他所能,毫无保留地把荀派艺术告诉给荀派弟子们。
荀派高足孙毓敏如今是北京戏校的校长。举行入党仪式那天她和支部的党员一块来到这位老师兼师兄的家里,提到这些年令文默默做的好事,她忍不住哭了。在座的都很动情。令文却说:“别光说好的,我还有丢人的事呢!沈先生打右派,我写了大字报呀,我那是为了救自己对人家做了昧心事呀,我对不起党,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!”
荀令文不是英雄,谈不上超群出众。只是个平平常常,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。他有那一代人的生活道路,思想历程。这样的人在北京成千上万,尽职责守本分,说不上有突出的业绩,但把生命溶入在革命洪流中,塑造了我们新北京人整体形象。
巴黎漫记
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说:“写文章的人一个劲的追求‘知名度’,这是很傻的。知名度远赶不上‘知容度’。‘知容度高’才能走遍天下。”对这番话的正确性我从未怀疑过,但对它真正有深切体会,是这次去巴黎。我去巴黎和岳华同行。办理机票时,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见手执机票的是“大醉侠”,真是眉飞色舞,满面春风,和言细语,有求必应。笑嘻嘻地在机票上签了两个座位。不偏不斜恰好是机舱紧急出口处的第一排,而前一条通道,可以伸开腿睡觉,站起身伸懒腰,万一出了什么事故,跳伞也比别人抢先,比起两个月前去美国,真是不可同日而语。那次是14位作家,什么张洁、李存葆、祖慰都是满有度数的名字,上了飞机老老实实和我一块挤在又窄又闷的座位上。隔壁一位日本女士,带了位不满1岁的小朋友。那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成为男高音歌手的。哭起来嗓门又大,气力又足,从太平洋西岸一直哭过东岸。耳朵听着这哭声,两条腿重如千斤,直挺挺支在地上,睡又睡不着,站又站不起,真叫受罪。后来张洁实在受不了,去求空中小姐给她换个位置。那是新加坡飞机,空中小姐听她讲华语,又是女性,这才动了恻隐之心,为她换了个离哭声远些的座位。根本没问她会不会写。
这次的旅行还有一个优越处:法航飞机上的酒好,而且满足供应。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。喝了甘醇的葡萄酒,伸开腿闭上眼,一路上腾云驾雾,就有点半仙之体了。当然,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,也正因为便宜酒喝多了些,飞机停在孟买时,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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