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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辑

。正说着有位久居美国的华裔来插话了,他表示对她的看法不以为然:“什么叫剥削?不是你自愿去干的吗?他不是给了你挣钱的机会吗?他要不给你这机会你也许要挨饿不是?再说他还要承担经营的风险呢。”于是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。几位从国内去留学的孩子反驳他时措辞之锋利,阶级观点之鲜明,是我近年在国内很少听到的。我估计他们几个人在国内也没有为此这么激动过。我倒真希望有几个国内青年听到这场争论。几个人举出的实际事例,如今在国内已经见不到了,改革开放以来,虽有了小型个体企业,但在社会主义法律保护下,是绝不允许采取那样苛刻的雇佣手段的。其实在美国这样的超经济剥削也不被法律允许,就因为不少中国人舍此便没其他活路,或是其打工行为本身就不合美国之法。老板们当然就肆无忌惮的露出其阶级本色来了。

这场争论对我还有个好处,使我无意中了解了一个本家叔叔在美国生活的真实状况。

请允许我把话扯远一点。我的祖籍是山东。据家谱所载,是燕王扫北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的。有一说是同时迁来弟兄两人。但弟兄俩在路上干了一架,从此兄弟分家。到了山东地界后,一个在城东落了户,一个去城北扎了根。这样同一县里就有了两个邓庄。我是城东邓庄人,我们庄人都是一个祖宗的后代,这是毫无疑问的,但和城北邓庄则素无来往,是否有同族关系,本族人意见都不一致,倒是不认这门亲的多。不过近年台湾邓丽君小姐歌声传人大陆后情况有所改变。因为有情报说,邓小姐也是山东我县人氏我们村是肯定没有这一户人家的,邓小姐若真是出身本县,就定是城北那个邓庄。有人觉得这光荣不能归他村独享,这个同宗还是认了好。

我村风水虽没造化出歌星,据说却出了位有钱的美国公民,按辈分我要叫他叔叔。

这位叔叔(我绝不是因为人家成了美国人就冒认洋亲,有家谱为证。)虽说出了五服,但他家和我家走得较近,小时候和他常在一块玩。他父母去世得早,由哥哥当家。他哥哥想由他这儿改变一下门风。就竭尽全力供他念书,在一段时间内,他和我称得上我村仅有的两大知识分子。因为我念完了四年初级小学,而还升了初中。他一升中学,就进城住校,我参加了八路军从此就很少见面了。1943年冬天,我们的队伍住在我村附近,我乘机回家探亲,碰上他放假回来娶媳妇。我去祝贺了一番。那一年他大概是十五六岁。此后部队南下。我和家人失去联系,当然也就再也没见过他,全国解放后我回家探亲,见到他的哥哥,问到他的情况。他哥哥叹了口气,悄悄告诉我说:“日本投降后,县城为中央军所占,城乡交通就全断了,全国解放前整个中学往南方撤退,他随着去了台湾。他媳妇就在结婚时和他过了5天日子,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。我女人已去世了,几个孩子就靠这个小婶给带看,她要再走了,这个家可怎么维持呢?”我认为这问题很可笑,便说:“解放台湾还不是一句话的事,这还能等多久吗?”

从此我再没回过家乡,也就再没打听过这一家人的事。

“*****”之后,家乡有人来北京办事,顺便来看我,说起家乡新闻。他们讲跑到台湾去的叔叔来信了,原来他早已离开台湾去美国了。现在很有钱,当了大资本家了。他想回来探亲,来信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?叫他家里人给他去封信。他侄子问这信咋写法,公社干部研究好久,到现在还没回信呢!我问为什么没回信,现在开放改革,欢迎海外侨胞回来观光探亲。他们说不这么简单,他问家里有什么人?主要是问他女人还在不在。他女人以前倒是在的,20多年一直没改嫁也没离婚,把几个侄子全拉扯大了。到“文化革命”时可过不下去了,从城市里来了一伙串连的红卫兵,说这村里隐藏着一个台湾国民党反革命家属,走资派一直包庇着她,要再不揪出来斗倒斗臭,那就连包庇她的人一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……本家的人给她送了信,那女人连夜跑了,后来从外地来了封信宣布和邓家断绝一切关系。现在这信怎么写法呢,照实写影响不好,对外边人说这些,搞不好还要犯错误,不照直写,万一他真回来了,发现说的都不是实话就更不好。所以到现在还拖着。但是总拖着也不行,现在开放搞活,农村发展生产,也想引进外资,听说他很有钱,把财神爷放跑了也不合政策不是?

闲话说完,他们就走了,过了一年又有人来时,告诉我他侄子回了信,照直把真情告诉了叔叔,从此这人就再也没回过信。估计他收到信知道女人已离家,便不回来,大家很为放走这么个财神爷而遗憾。

1987年冬天,忽然我村支部书记和那位叔叔的亲侄儿一起半夜到我家来了,说是叔叔从美国回来了,今天到北京,他们来接他不知住在哪个饭店。问我可和他有过联系。我说我从没和他有过联系,根本不知道他回来的事。他们就要到一些饭店去询问,我说北京这么多饭店,如果没一点线索,怎能问到呢。我劝他们先住一夜,第二天一早买火车票去。他们听了我的话,不久就从山东写了信来,说是他们到家叔叔已经自己来到了,希望我回家乡去和他相会,还说这次回来带来不少钱。要在家乡作些投资,现在决定先为每个侄子修个养鱼池,以后还想买套房子,希望我去给他作作参谋。我工作走不开,只好谢绝了。

过了一个月,他回美国,路经北京时来电话约我见面。多年不见,为了给他选择礼品,我们夫妻还真费了点心思,后来选定一件景泰蓝花瓶,心想他既是有钱的人,居住条件总会不错,送陈设品还算合用。

按他说的地址,我在招待所见到了他,一见面立刻都互相认了出来。他显得很疲惫,但还是很兴奋。穿得很朴素,行李也很简单。我问他为什么从第一次来信后过了这么久才回来,是不是因为那个婶婶走的事?他苦笑一下说:“那没什么,这次找着她了,我们谈了好久,她已经又结婚了,这样更好,我在台湾也已经又结过婚,两个孩子也都大了,不然也很难安排。”

问他何时到的美国?他说,他到台湾先服了几年兵役,退伍以后,就到一个建筑单位去当炊事员。那个公司承包了沙特阿拉伯的工程,他随着去了沙特阿拉伯。那里工程完了,他想回台湾也还是没办法,就设法去了美国。在那仍然当他的厨师,收入还不错,这次回来就为侄子们投资修建了两个鱼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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