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辑
己的看法。既为我们的成就高兴，也对一些缺点很有意见，有些意见是出于隔膜和误解，有的意见很有道理。但不管是哪一种，都出于爱国之心。所以，即使是误解，一经解释马上也就可以谈通。结束时，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。
虽说我躲到这里来是为了逃避应酬，结果应酬也还是一天不空。
所谓应酬，其核心就是吃饭，吃饭不是目的，借吃饭的机会朋友们谈谈心。而且据我的观察，纽约尽管很大，各种餐馆都有，真论到吃，不论是中餐、西餐、阿拉伯烧烤、东南亚料理，都比不上香港或欧洲。到联合国演讲那天，老夏说好演讲完请我去吃日本料理，我本来就对纽约的日本料理持疑问态度，恰好演讲完天下大雨，我坚持改为在联合国大厦内吃便餐，想不到这倒是我来美国之后在餐厅里吃得最好的一顿美式自助午餐。联合国大厦内有数不清的餐厅，有对外营业的，有专为工作人员服务的。工作人员餐厅也有好几个，老夏和我去的是距他工作楼层最近的一个。餐厅面积很大，售货点也较多，座位宽敞，品种齐全，虽然就餐的人很多，但秩序井然，没有外边餐厅的忙乱拥挤，饭菜的味道也好。据老夏说工作人员凭证件就餐，享受优待，比外边便宜得多。此外，几次和纽约华人文化界的朋友聚会，就都是在中国餐馆。对于海外中国餐馆的烹调，我没多少可说的，中国人在外创业很艰难，能把中国的饮食文化介绍到异邦去，并站稳脚跟，这就很不容易。我感兴趣的是海外中国餐馆的内部装饰，想来最先在外边经营餐馆业的华人，多是小商人小业主层次的华人，心里怀念祖籍乡土，又便于营业上的招徕，就在可能的范围内，尽量地把餐馆装点得有些中国情调。他们心中向往的最好情调，大约是婚礼寿堂，庙会道场之类喜庆热闹的场面。所以自香港起，所有的中国餐馆都是大红大紫，画龙描凤，财神寿星，花灯红烛，飞扬浮躁而又俗不可耐。这些远离故土的人把他的店房打扮成这样，完全可以理解。虽然给当地洋人造成个误解，以为中国人的艺术趣味就是这个德行，总还是动机善良，其情可悯吧，奇怪的是近年来，改革开放之后，国内一些老字号饭馆，为了招徕外国观光客，把原来地道中国装修竞相改成这种唐人街式样了，这倒好，在文化上也来了个出口转内销，我有时真想为这被误解了的中国文化一哭。
在纽约我正赶上纽约的华人到日本领事馆前示威游行，要求日本赔偿二次大战时对中国劳工欠下的债务。声势很大，许多美国人也自动参加表示支持。在联合国那天，吃饭时碰到个熟人，他知道二次大战时我曾被日本弄去作过劳工，一见到我，就拉住我谈此事，要我们国内的战争受害者也参加这个行动，共同向日本索赔，听后我说，我很为他们的爱国热情感动，从感情上说，日本不仅欠我的体力劳动的报酬，而且更欠我精神摧残的债务。但我是国家公务员，一切要和国家保持一致，从大局出发，听从组织决定，我们政府既声明过放弃日本战争赔款，在没公布新的政策前，不能自作主张，我只能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国内的有关人士，研究后再作答复。他听了后表示理解，但对我的态度也不无遗憾，为此我也只能表示遗憾。这件事谈完，马上又接到了一位朋友通知，说于梨华夫妇来了，纽约的几个文化界朋友，有个小集会，唐德刚、夏志清几位教授和几个我认识的作家都参加，约我也去一聚。我当然欣然前往，在那里就又认识了位研究科学的华人专家，一见如故，他就又约我第二天参加由他做东的一个小集会，地点选在距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月宫楼。除我之外他还请了一对美国夫妻，因为这对美国夫妻在中国住过，对中国很有感情。我们在一块谈得很投机，当晚就又弄到很晚，半夜回到小金家，梨华来了电话，她说：“你躲到哪里去了，纽约领事馆打电话来找我要人呢，你赶快给领事馆打电话去。”我又打电话去领事馆，对方告诉我领事找我有急事，要我明天一早到领事馆去面谈。
领事馆设在纽约最西端，距有名的红灯区42街不远。这倒是很好找。我去得早，到那里时人家还没上班。但领事先生已经在等我了。他告诉我，从国内给我打来一封电报，请他转交给我。我接过电报马上看了一遍，原来是责成我在此打听件事，有位从中国出去的持不同政见者，在美国办了份政治刊物，他办他的就是了，这本不值得注意。费解的是中国作协有位职位很高的人物，不仅在上边发表了两篇文章，并且宣布担任该刊的顾问。此人也是我的朋友，目前正在美国讲学，作协方面想请我就近去看看他，问一下此事的内情，弄清楚这是否意味着他在政治观点上有什么变化，领事等我看完，就问我打算怎么去办？是否要他给予什么帮助？我说我已买了去西部的机票，明日就要去洛杉矶，此人正在东部巡回讲学，我怕是没有可能见到他了，惟一的办法是我到西部后先弄清他的地点，然后通个电话，我请领事替我回个电报给作家协会。谢了领事先生的一片热情，就信步到街上去闲逛。这天是星期天，一大早42街就沿街摆满了地摊，作小买卖的有美国人，有阿拉伯人，也有中国人，我见到两位同胞摆摊卖他们自己的画。看样是正式在美术学院学过的。画了些美国风光和中国风光画，标价都不算高，并没看见有人买。据说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画家生意最好，价钱最高的是画首都机场壁画的那位。当初他的《泼水节》在首都机场刚露面时，因为有女人半裸的画面，有人怕毒害了我们的人民，说什么也不许这画与群众见面，用苫布很遮盖了一阵子，到底这画可不可以存在是很热烈争论了一阵子的。现在好了，画家已到了美国，既挣美国人的钱，又可以用画毒害他的统治阶级，劳动人民觉悟高，是不会受到影响的——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
这一天我充分享受个人自由，逛了临时形成的跳蚤市场，看了一群印度人穿着民族服装在街边演奏。在朝鲜人开的商店买了点送给孩子的礼物。然后到中国餐厅饮了顿广东午茶，下午就回到小金家休息。小金有任务出差了，我和侨报朋友联系好。第二天一早，一个朋友开车把我送到新泽西州机场，我一个人又开始了横跨美国东西部的旅行。在洛杉矶终于打听到那位作家朋友的地址，但因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朋友们帮我安排的日程很满，而且还要和一些老友叙旧，便没来得及和他联系。后来到了三藩市，住在天津老乡赵伯溪家，才打了个电话找到这位作家朋友，问了他在那份杂志上作顾问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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