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88章 《三字经》与“全民教育”

几次之后，活字就容易变形，容易损毁，所以曹岩直接就让梁山的工匠用铅来制造活字。铅活字印刷术，这又是好几百年之后才会出现的新技术，在印刷技术上没什么变化，但却在材料上发生了改变，这样一来，活字的强度就有了保证，铅活字用个上百次甚至是几百次都毫无问题。

有了纸，有了印刷术，扶桑这边的墨不太好，但没关系，能印刷就校

大批量印刷出各种教材，全部免费投放到了扶桑各地，而且曹岩要求扶桑上下搞免费蒙学，适龄儿童必须入学学习，这属于强制的行政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违抗。

至于传授内容，考虑到扶桑人和大陆人还不一样，他们所传承的毕竟不是汉家正统，所以曹岩直接把“三百千”拿出来作为教材。

所谓三百千，就是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和《千字文》的简称，在古代，这三本书就是儿童蒙学最主要的读物。

这其中，《千字文》是最早成书的，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，即公元502到549年，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就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，编纂成文，是为《千字文》。文中1000字本来不得有所重复，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，却重复了一个“洁”字。因此，《千字文》实际只运用了999字。

除周兴嗣版《千字文》之外，另佣续千字文》、《新千字文》等不同版本的《千字文》。《千字文》以儒学理论为纲、穿插诸多常识，用四字韵语写出，很适于儿童诵读，后来就成了华夏古代教育史上最早、最成功的启蒙教材。宋明以后直至清末，《千字文》与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一起，构成了我国人民最基础的“三、百、千”启蒙读物。旧有打油诗云：“学童三五并排坐，地玄黄喊一年”，得就是这个。事实上，不仅汉民族用作儿童启蒙教材，一些兄弟民族也使用，甚至传到了扶桑。

可惜扶桑的当权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里面的问题，所以他并没有下令将《千字文》的内容传播下去，最多是私底下有些传播，但却并没有完全推广开来。

而《百家姓》呢，传播广度相对来就更了。毕竟此书成于北宋初年，乃是钱塘的一个书生编撰蒙学读物，他将常见的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，很像一首四言诗，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，但读来顺口，易学好记。由于内容与姓氏相关，《百家姓》的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，如赵是指赵宋，既然是国君的姓，理应为首；其次是钱姓，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；孙为当时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；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等等。

因为成熟较晚，即便在大宋境内，《百家姓》也没有完全推广开来，更不要扶桑了。

但这本书的价值是不用多的，《百家姓》既是一本启蒙教材，也是一本记录华夏姓氏的书籍。其内容来源于姓氏的发展。在《百家姓》之前，有关姓氏的文字记载可以上溯至商代甲骨文。战国时有史官编着的《世本》，记载黄帝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、世系、居邑等等，可惜到宋朝已经逐渐毁坏。这才有了《百家姓》的出现，虽然并非官方作物，但当时口传心授的方式在社会上占据主流，所以很多东西还没有失传，以至于这本书能顺利成书，并且流传下来。

最后一个成书的，应该就是《三字经》了，关于《三字经》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法不一，大多数后代学者倾向的观点意见是“宋儒王伯厚先生作《三字经》，以课家塾”，即王应麟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读书，于是编写了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。王应麟是南宋人，《三字经》原着中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为了体现时代变迁，各朝代都有人对《三字经》不断地加以补充，清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的关于元、明、清三代的历史，共计二十四句话。

而如今还是北宋年间，和王应麟还不沾边呢，曹岩也专门问过山上的几个老先生，他们都没有听到过《三字经》这样的书，既然如此，曹岩也就不藏拙了，他当年可是抱着原本《三字经》倒背如流的主，既然此书目前还没有成书，那他就顺势把书给做出来了。至于这么做会不会有些过分，毕竟他等于是抢了人家王应麟的美名——曹岩却根本懒得理会。

《三字经》一成，其他人还好，梁山的这些个教书先生却已经双眼冒光，一个二个的，都把曹岩当作了偶像，恨不能当场拜师，几个胡子苍白的老先生，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不怪他们大惊怪，而是这样一本书，真的是堪称神书了。

须知，这《三字经》可是华夏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，知名度极高。古代儿童都是通过背硕三字经》来识字知理的。《三字经》用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哲理，脍炙人口、广为流传；不受文字限制，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，全文用典极多，全篇充满乐观精神；在《三字经》出现之前，蒙学读物都是四个字一句，《三字经》则以三言形式出现，读起来轻松愉快，更符合儿歌特点，明朝赵南星称其“句短而易读，殊便于开蒙”，故此为蒙学第一书。

《三字经》在古代被更是被称为“纲鉴”，可以将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，使读书积累的百科知识，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。

而且更加厉害得是，原时空，从明朝开始，《三字经》就已流传至华夏以外的国家。

根据记载，世界上最早的《三字经》翻译本是拉丁文。1579年，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罗明坚，到澳门学习中文，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《三字经》，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。1727年，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，首先研读的就是《三字经》。其中一位学生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，后入选培训教材，成为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。

1779年，泵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翻译的《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》，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“开明专制”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，政府遂正式“推荐给俄国公众”并走向民间。“俄国汉学之父”俾丘林曾在北京生活14年，深谙经史，更明晓《三字经》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，他在1829年推出《汉俄对照三字经》，并称《三字经》是“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”。当时俄国教育界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，于是《三字经》成为“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”，成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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